学者访谈 | “关键时刻”的“一代名刊”——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谈《新青年》杂志

“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份刊物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这样的机会其实是千载难逢的。”谈到“一代名刊”《新青年》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独特作用,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无限感慨。

陈平原教授研究《新青年》杂志最初的契机肇始于39年前读研究生时期。“1982年念研究生的时候,我的第一篇专业论文《论白话文运动》,就使用了好些《新青年》的资料,但那时只是按图索骥,锁定若干相关论文;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所有念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思想的学生,都会关注此杂志。”从最初将《新青年》视为一个“资料库”到逐渐将其作为一个“独立媒体”来考察,从撰写《回眸〈新青年〉》一文到主编《〈新青年〉文选》一书,39年后的今天蓦然回首,《新青年》始终在陈平原关注的研究视域之内。近日,《北京大学校报》记者专访陈平原教授,请他畅谈对《新青年》杂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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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一校一刊”优势结合开通民智

陈平原介绍,纵观《新青年》杂志的办刊史,历时凡十一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第一卷的作者多与主编陈独秀有密切的个人交往;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开始突破作者以皖籍为主的局面,但仍以原《甲寅》《中华新报》的编辑和作者为骨干,杂志面貌日渐清晰。”

1917年2月,《新青年》第二卷最后一期出版时,陈独秀已经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故第三卷起《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从第三卷起,作者队伍迅速扩张,改为以北京大学教员为主体。作为同人杂志,《新青年》之所以敢于公开声明‘不另购稿’,正是因为其背靠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陈平原特别指出,在北大编辑的第三卷至第七卷这中间五卷《新青年》突出的特点是将文学革命与思想改造紧密结合,不仅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更重要的是其姿态与立场与大学氛围相近、气质相通,更能代表北京大学诸同人的趣味与追求。

1920年春,陈独秀因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而南下,《新青年》随其迁回上海,后又迁至广州,1922年7月出满九卷后休刊。“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八卷一号,被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另组‘新青年社’办理编辑、印刷和发行事务。政党的机关刊物,着重于立场坚定以及宣传效果。若谈论新文化运动,当以第三卷至第七卷这五卷为主。若是着眼于建党大业,则第八卷和第九卷《新青年》更值得重视,因其着力宣传社会主义,倾向于实际政治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颇有关联。”

对于1923年至1926年间出现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陈平原介绍:“此乃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再是新文化人的同人杂志。”

陈平原将《新青年》的前九卷办刊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上海编辑的前两卷从事社会批评,中间在北京编辑的五卷致力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最后两卷则着力宣传社会主义,倾向于实际政治运动。

“若论开通民智,总是首推学校与报馆。”谈及北京大学和《新青年》这“一校一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独特作用,陈平原说:“学校与报馆,同为‘教育人才之道’、‘传播文明’之‘利器’。北大校长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北大教授之参加《新青年》,乃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因为这促成了‘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虽不是‘北大校刊’,但却将‘一校一刊’优势的结合发挥到了极致。”

陈平原对《新青年》以“思想方式与文体创新的默契配合,共同挑战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 这一突出特点感触尤深。作为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视野开阔,“发起孔教问题、妇女问题、劳工问题等讨论,并采用通信、论文、读者论坛等形式,不断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热情”,很好地发挥了开通民智的作用。《新青年》推进文学事业“更讲究策略、追求效果,相对忽略细致入微的学理分析。”在具体栏目设置上,“创造性地采用作为‘思想草稿’的‘通信’,以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随感录’,刻意营造桀骜不驯的形象。”

思想与文学并重而“创造一个时代”

“《新青年》杂志之所以能‘创造一个时代’,其最大的特点是文体与立场、思想与文学并重。”编辑《〈新青年〉文选》一书时,陈平原在分类上将全书分为“论文”“述学”“随感”“新诗”“小说”“戏剧”“通信”七个部分。以文体分类是出于怎样的考虑?陈平原解释道:“当年编辑《新青年》杂志时,主编及‘轮值主编’都没有非常明确的文体意识,只是觉得文章好就收;如今时过境迁,回头来看,才发现当初那么多尝试,包括文体及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竟然是领风气之先。这个脉络,通过分类重编,可以看得很清楚。”

谈到指向思想革命的立场,陈平原援引1919年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刊登的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为例:“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在鲜明的思想立场之中,文体与文学亦能与之并重,在陈平原看来十分难得:“文学史家在谈论现代文学的‘业绩’时,都会引述《新青年》,比如初刊于1918年5月15日第四卷第五号《新青年》上的鲁迅所作《狂人日记》等。其中新诗、随感以及新式短篇小说的崛起,更是意义深远。总结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编纂时,各卷都从《新青年》选取众多篇章,足见《新青年》是一个文体与立场、思想与文学并重的‘大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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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北京旧居

而今,从文学史的角度审视《新青年》,陈平原认为,需要关注其表达方式。“作为五四新文化‘经典文献’的《新青年》,主要集中在前九卷。如今将一份存在时间长达7年、总共刊行9卷54号的‘杂志’,作为一个完整且独立的‘文本’来阅读、分析,首先吸引我们的是各种文体的自我定位及相互间的对话,以及这种对话所可能产生的效果。比起各专业刊物、报纸副刊的设置这样言之凿凿的考辨,《新青年》中不同文体间的对话、碰撞与融合,显得比较曲折与隐晦,需要更多的史实与洞见。”

正因为《新青年》思想与文学并重的突出特点,陈平原的研究始终立足于兼及思想史与文学史:首先将《新青年》还原为“一代名刊”,在此基础上,发掘其“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所可能潜藏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新媒介”与“北大沃土”

在北大编辑的第三卷至第七卷《新青年》杂志,对于北大师生来说,是一个“新媒介”。而对于《新青年》杂志来说,北大则是一片“沃土”。

《新青年》这个“新媒介”为北大师生提供了“新舞台”。陈平原说:“学院里的思考,可以专精,但如果能与现实结合,更为接地气,不仅发挥社会改革的效果,更促使自己调整原先的立场,修正原有的论述。没有《新青年》以及受其影响发展出来的众多新文化刊物,北大师生很难有如此精彩的发挥。在这一意义上,新媒介的深入校园以及师生掌握新媒介,是五四时期北大能有如此辉煌表现的重要原因。”

“比起晚清执思想界牛耳的《新民丛报》《民报》等,《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了丰厚的学术资源。”陈平原认为,“与北大文科的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北大诸教授密切配合,在《新青年》上发起新文化运动。“第六卷的《新青年》,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组成的编委会,实行轮流主编。”陈平原同时指出,谈论《新青年》的成功,很多人归因于北大教授,但北大学生更应引起关注。“毕竟是青年运动,日后是他们的天下,实际上也是因为1916、1917、1918这三届北大学生的精彩发挥与不断追忆,《新青年》的影响延续,且不断得到表彰,确立其历史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高徒出名师’。”

(本文原载于2021年4月15日出版的第1575期《北大校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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