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毛泽东:“赶考”(一)

编者按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为切实增强对全国青少年的党史教育、对一代伟人毛泽东传奇人生的了解,《中国青年》特邀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同志撰写了《“说空话”与“办实事”》《“父老”与“子弟兵”》与《“赶考”》三篇文章。

《“说空话”与“办实事”》聚焦中共建党之初的1921-1925年,着重阐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与使命、道路与路线的曲折探索,阐明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以务实干事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基础与主体力量所提出的远见卓识。

《“父老”与“子弟兵”》聚焦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1931年,阐述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创造性地开辟“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的艰险历程,尤其是在对传统“农战”的继承创新基础上,建立“人民子弟兵”,并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固确立人民军队根本性质的辉煌创举和开创性实践。

《“赶考”》则聚焦1945-1949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政权”的艰辛历程,并着重阐述了国共两军、两党性质的根本不同,我们也能由此体会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深刻含义。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祝彦认为,三篇文章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为经,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为纬,经纬结合,开合大气,既有史学的严谨,又有思想的火花,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结合得天衣无缝,兼具有穿透力的语言风格,不仅提供了大量中共党史知识,更给读者以画龙点睛的思考提示,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好教材、好读本。

经此三篇文章,我们看到了一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大党,是如何从新生时的不成熟、不自主,经由革命风雨的洗礼,一步步成长、成熟与壮大的。从中,读者既能明晓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获得拥戴的根本之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更能从老一辈共产党人身上汲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德,领略忌谈空话、专办实事、躬身力行的魅力,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统一。

中国青年杂志新媒体特辟专栏刊发三篇文章,《中国青年》杂志从2021年第七期起对三篇文章予以连载,以飨读者,以此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重读毛泽东:“赶考”(一)

@文/韩毓海

一、两个中国之命运

两次世界大战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三个最重大的事变。

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世界秩序,也没有真正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则不仅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更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辟了人民解放的新的历史。

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原本都名列战胜国,但在由列强制定的战后条约里,中国却是被作为战败国来对待和处置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会议(巴黎和会)上,国际联盟决定把德国的殖民地作为“战利品”交给战胜国——将德国在中东和非洲的殖民地交给英法,同时将中国的山东交给日本。

中国名为 “战胜国”,且山东青岛原本也并非德国的殖民地,德国只是在青岛的租界里拥有“治外法权”——租界不等于殖民地,而“一战”的结果却是:中国最富庶的城市之一青岛,由“租界”沦为了殖民地。

一战使得梁启超这样的“维新派”对于西方社会、西方道路、西方文明产生了失望,巴黎和会则使先进的中国人产生了这样的觉悟: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乃是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1919年5月4日,《凡尔赛条约》的内容传到北大,北京大学师生从沙滩红楼出发,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国要亡了,同胞们起来”的口号走向街头,五四运动因此而爆发,伟大的觉悟率先在红楼发生。

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唤醒中国,以独立不屈的形象面对世界——这就是先进的中国人的现代使命。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921年7月7日,《共产党》月刊就刚刚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发表《短言》。

这个极短的“宣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其一,宣告了“启蒙”神话的破产。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陷入地狱,其根源是西方社会内部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深陷资本主义危机和阶级斗争的欧洲,自身表现出极大的野蛮性,这样一个野蛮的西方,这样一个欺凌全世界的西方,有什么资格“启蒙”中国?

第二,提出中国的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刚刚召开的太平洋会议表明: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把榨取剩余价值的重心,“集注到东半球来”。“太平洋会议就是英美日处分中国的会议,什么正义人道就是掠夺和分赃;什么门户开放就是自由到中国夺取富源;什么机会均等就是均分中国的财富;什么领土保全就是把空壳留下来,利用那班中国的政客军阀做他们的账房和监工,来搜刮压榨中国无产阶级供给他们利益。”

《短言》继续指出:由于全球资本积累的重心转向了东方和亚洲,20世纪的中国,要么是沦为日本的全殖民地,要么是沦为美国、英国的半殖民地,而为了避免这样的前途,就只能依靠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觉醒,并站起来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斗争,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东方的命运、全人类的命运。

从这个简短的“宣言”发表之日起,当时只有几十人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上下求索的抗争与奋斗之路,就是这样,从红楼和红船出发,一路枪林弹雨打到了陕甘宁。而自1931~1945年,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世界列强再次以条约的形式处置中国,在他们制定的条约里,为战胜法西斯日本付出了最沉重牺牲的中国,其所面临的命运,甚至比一战结束时更为残酷。

1945年2月11日,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秘密签订《雅尔塔协定》,为换取苏联对日宣战,《雅尔塔协定》规定:日本战败后,其在中国的东北的权利,一概转让给苏联,这就包括中东、南满铁路、大连,也包括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库页岛、千岛群岛为苏联领土,而“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则是这个协定书的第一条。

对中国而言,这乃是一个比一战的《凡尔赛条约》更为屈辱的协定。

会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作为中间人,负责传话给蒋介石政府,要求中国与苏联缔约,正式承认这一协定。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在华盛顿见了罗斯福后,即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了雅尔塔会议内容。但出乎宋子文预料的是:蒋介石所关心的既不是争取苏联参战,甚至也不是中国的利益,而是如何使苏联公开表态,放弃支持中共;蒋介石甚至认为,《雅尔塔协定》不失为一个“解决中共问题”的最佳契机。1945年4月,几乎与中共七大同时,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六大决议:中共必须将所有的军队和根据地移交给国民党。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其交换条件是不许成立联合政府,只许收容几个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独裁政府去做官。”

国民党六大结束之后,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包括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以及钱昌照、胡世泽在内的国民党高级代表团一行,立即前往莫斯科,行前拟有一份“对苏交涉方针”,其核心不是蒙古问题,更不是东北问题,而是“中共问题”。

至于《雅尔塔协定》内容,中共则完全被蒙在鼓里。因为1945年2月,周恩来还从重庆通报延安:苏联坚定地支持民主运动和组织联合政府的方针。

苏联与国民党围绕着中国利益的谈判,从1945年6月30日开始,完全是背着中共进行的,中共事先并不知道谈判的内容,以至于直到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还致函王震说:“宋子文赴苏会谈10余天尚未解决问题。”毛泽东所说的问题,就是指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而事实上,宋子文第一次赴苏就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与几乎所有人的估计相反,苏联与国民党的谈判一开始,就否定了中共七大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合法领袖,支持国民党一党独裁,共产党不能代表和领导中国,这使国民党探到了苏联的底牌。双方的谈判因而立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7月7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务望注意我之要求与目的:一,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及新疆之匪乱。”因为第一条建立在承认苏联在东北拥有治外法权的基础上,形同虚设,故所有关键,即在蒋反复强调的第二条,蒋说:“惟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及新疆之匪乱,必须真切明了,毫无隐饰,必须有具体之结果。”

7月9日,双方第四次会谈,宋子文直接提出了蒋介石的三项条件,表示在满足三项条件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愿意同意外蒙古独立。而对苏联来说,这完全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收获。

宋子文本人当然很清楚,根据罗斯福传达的口信,《雅尔塔协定》只是主张“维护外蒙古之现状”,而并不是承认外蒙古独立合法化,但蒋介石却明确承诺:苏联只要“真切明了、毫无隐饰”地放弃支持中国共产党,他就可以“真切明了、毫无隐饰”地承诺外蒙古独立合法化。蒋介石的这个承诺,是毫无疑问的卖国——这不仅是没有底线,甚至连无底线的列强的底线都突破了——虽然宋子文不能违背蒋介石的旨意,但他却深感干系重大,一旦签字,自己乃至宋家就成了出卖列祖列宗的千古罪人。由于不肯承担“卖国”罪责,于是,宋子文从莫斯科回国后,随即便辞去了外交部长职务。

1945年8月14日,在外蒙古与中国的边界尚未划定的情况下,国民党代理外交部长王世杰就与莫洛托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此,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

实际上,自抗战以来,每当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之时,斯大林几乎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站在蒋介石一边。比如,1941年1月21日,斯大林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讨论皖南事变问题,竟一致指责“叶挺是个不守纪律的游击队员”;6月16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说:周恩来在重庆召开记者会公开批评国民党,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是破坏统一战线;责令毛泽东在处理新四军问题上,必须与蒋介石保持一致,纠正周恩来的“错误做法”,并把采取的措施和做出的决定,立即报告共产国际。

对中共而言,皖南事变是千古奇冤,而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之举,无异于助纣为虐。

这表明,蒋介石能够不断得寸进尺地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斯大林的纵容,因为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乃是蒋介石。于是,自从大革命以来,斯大林就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鲍罗廷(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帮助国民党建党建军,以至于走到了取消中国共产党的地步。西安事变爆发后,如果不是斯大林坚称“西安事变背后有日本特务策划”,从而全面否定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转折意义,如果没有斯大林的高压,不但中共方面,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也不会赞成拥戴蒋介石为“中国的唯一领袖”。

但是,按照蒋介石的要求,“真切明了、毫无隐饰地”承诺不再支持中国共产党,而且还要“真切明了、毫无隐饰地”写在条约里,斯大林这么干,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当然,斯大林有极为特殊的性格,他既然可以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当然也可以与蒋介石签订条约,而且条约签订了,也不见得就算数;斯大林公开表态不支持中共,也不等于私下里就不支持中共。既然在条约里写上不支持中共,就可以使苏联从蒋介石那里换取如此巨大的利益,以斯大林的性格,可谓何乐不为。于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斯大林也就不着急对日宣战了。而正是由于中苏条约签订后,苏联依然按兵不动,美国便只好考虑亲自动手,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以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但纸是包不住火的。正像《凡尔赛条约》的签订,使得北洋政府彻底为中国人民所抛弃一样,蒋介石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如此出卖中国利益,以至于他的小舅子宋子文都觉得无地自容,蒋介石之彻底丧失民心,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没有材料显示中共最终得知这场交易之后的反应是什么,根据杨尚昆的回忆,我们只知道,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华民族真是灾难深重!

抗战即将胜利,蒋介石忙着做起了学问。也许他感到:要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仅靠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坐在一起开会照相,成为“世界领袖”——这似乎还不够。蒋介石抱负很大——“立德立功立言”,一条也不能少。既然毛泽东会写文章,蒋某人无论如何也得拿出本惊世骇俗的著作,以自己的思想与学说,去压倒毛泽东和共产党。

于是,为了在中国消灭共产党、消灭马克思主义,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外,蒋介石便专门创造了一种“蒋介石学说”。

1944年,蒋介石出版了由陶希圣为之捉刀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

这本书里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绝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历来只有一个领导阶级,这个阶级就是士绅阶级;仁义礼智信,这是中国亘古不变的道德,而士就是这种道德的承担者,士的另外一副面孔,或者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绅,中国的基层,历来都是由乡绅来治理,而不待国家之干预。于是,中国的国家,历来就只有两件事要做:戡乱与攘夷。

可惜,这样的中国,到了清代却不幸变坏了,因为清王朝乃是“鞑虏”的政权,中国一部分士大夫丧失了名节,甘当“鞑虏”的奴才;而一部分则更坏,他们追随了流寇李自成,反而去掠夺乡绅。正因为士大夫统统变成了乱党,因为国家的领导阶级败坏了,天下就乱了,明朝也就亡国了。

这本书里还说:到了明朝,国家面临着戡乱和攘夷的两大任务,而如果当年先戡乱,先去彻底扫平流寇李自成,那么,明朝还有救;可怜明朝的一帮大臣毫无见识,他们竟然主张先去攘夷、先去对付外寇,而对流寇放任不管,结果就让流寇李自成乘虚而入。

蒋介石说,今天的中国其实也是一样,同时面对着外寇和流寇,究竟是先戡乱还是先攘夷,历史的教训就很值得注意,今天如果不把戡乱放在第一位,那么,结果也只好是被流寇乘虚而入。何况,中国今日之士大夫也很败坏——他们一方面是在思想上作了鞑虏的奴隶,放弃了中国固有之道德,而认同了外国鞑虏的异端邪说;同时,也做了流寇的帮凶,说什么士绅都是土豪劣绅。这样的一帮乱党,如果不痛加清剿、斩草除根,蒋某人怎么对得起天下和祖宗?

这本书里说,本党在孙总理领导下,推翻了满清,今天又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即将取得抗战胜利,“驱除鞑虏”的盖世功德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恢复中华”,同志还需努力。因为只有扫平了流寇、剿灭了乱党,并彻底清除鞑虏的思想,这才叫真正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这真可谓是一本奇书。

按照这种“蒋介石学说”,清代的中国,就是“鞑虏”的中国,现代中国并不是建立在清代版图基础上的中国,于是,即使丢掉了蒙古,甚至丢掉了新疆乃至东北,也都不算丢失中国土地,因为那些地方本来就是满清带给“中国”的。

如此说来,抗战胜利之后、驱除日寇之后所要恢复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呢?

书的答案非常奇妙——那就是使现代的中国、今日之中国,回到清代之前的中国,甚至也可以说,回到明亡之前的中国。

现代中国,是世界里的中国,中国的命运,与世界发展大势不可分离。实际上,连蒋介石自己都不相信,在帝国主义和列强环伺的世界上,回到明朝是可行的,“恢复”这样的“中国”是可能的。那么,蒋介石真正希望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呢?

马寅初说,这就是号称“天下为公”、实则“地上为私”的中国;郭沫若说,这就是官逼民反的中国;徐复观说,这乃是上层靠贪官污吏,下层靠土豪劣绅的中国;而毛泽东则归结说,那就是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四大家族统治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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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资料图片)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辞《两个中国之命运》,直截了当地以这样的话开篇:

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出一本书出来。

二、“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报告——《论联合政府》,其中用了一句《共产党宣言》里的名言:“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

一个幽灵,中国共产党的幽灵,在中国和世界徘徊。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是被妖魔化的“幽灵”。

毛泽东这样指出:

“因为在广大的中国人中间,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具体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感到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国的全部情况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国的两个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何以有这样的不同,何以有这样的两条路线之争。只有这样,才会使人们了解,两党的争论,不是如有些人们所说不过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气用事的争论,而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

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已经76年,重读《论联合政府》,我们依然感慨万千,因为正如毛泽东当年指出的那样,“在广大的中国人中间,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具体情况。”

“有理说不出,说出推不开”——还是今天所面临的问题。

讲清楚世界大变局,说明自己的奋斗——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重读《论联合政府》的第一个重要意义。

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开始至1945年,已经14年。因此,所谓“八年抗战”的说法,其实只是从卢沟桥事变算起。

14年的抗战,走着曲折的路,分为几个阶段。

1931年-1937年,这是抗战的第一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蒋介石不但不抗日,而且谁抗日,蒋介石就镇压谁,不管是共产党、民主党派、爱国学生,还是国民党里的蔡廷锴、张学良、杨虎城。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沈阳,东三省几个月就全盘丢失了,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1932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19路军奋起抵抗,但是,蒋介石随即调19路军去福建打红军;1933年,19路军在福建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当时中共内部的左倾路线,红军没有有力配合19路军的反蒋斗争,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镇压下失败,而抗日的19路军就因此被消灭,番号随后也被取消。

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极为悲壮,但奋勇抗战的19路军,是被蒋介石所消灭,而非被日本侵略者所消灭。纪念八百壮士,就不能忘记19路军。

正如鲁迅所说:遗忘——特别是选择性的遗忘,这乃是中国之所以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一年的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全国苏区会议),这是自莫斯科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中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形成。

1937年乃是一条分界线,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是抗战的第二个阶段。

毛泽东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国民党曾经抗日,而且国民党对日作战也曾经比较努力——这些话,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讲的。说国民党不抗战,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谁这样讲,毛泽东都不会赞成。

而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到1944年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这是抗战的又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由于共产党在抗战中冲锋在前,结果,反而成了日本鬼子和蒋介石共同打击的对象。

在这一阶段,一方面,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政权,国民党内部的投降势力占了上风;另一方面,日本公开宣布不再以国民党和蒋介石为对手,而把共产党和解放区作为军事进攻的主要目标,甚至声明:日本侵华,就是为了帮助中国政府消灭共产党——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宣布解散新四军,并在皖南事变中,消灭了新四军9000余人。

从那时起,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

毛泽东以具体的数字,对此做出说明:

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了,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仅在此时,两个战场分担的抗敌的比例,才起了一些变化。然而就在我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在侵华日军(满洲的未计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国民党战场抗击的,不过十七个半师团,二十六万人,仅占百分之四十四。抗击伪军的情况则完全无变化。

还应指出,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包括伪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区。此外,则动员大批军队封锁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其数量达到了七十九万七千人之多。这种严重情形,在国民党政府的新**政策下,很多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无法知道。

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而所谓“伪军”者,主要就是国民党的投日部队,而他们的人数远超日军——产生了如此众多、成编制的汉奸队伍,这不仅是国民党的耻辱,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世界舆论乃至美国舆论对蒋介石的态度,其实也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转变。

一九四四年,由于在几个月内,国民党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史迪威将军曾经当面质问蒋介石:国军为什么在几个月内一溃千里?而蒋介石的回答是:因为美国空军支援不利。史迪威反问:美国并没有支援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的地盘却越打越多?共产党没有飞机,他们为什么能抗击这么多的日本军队?蒋介石的回答更加斩钉截铁:因为美国政府里有人同情共产党,他们被共产党的宣传所欺骗。

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等人,并不见得就同情共产党,但是,作为美国的明白人,他们在那时就明白了蒋介石脸皮有多厚——美国学者威廉·伊斯特利在后来的《威权政治》一书中这样反省美国的政策:“在美国的援助和技术支持下,蒋介石被塑造成一个心怀‘自由中国’梦想的国家创建者。但正如在越南、伊拉克及巴基斯坦一样,美国事实上陷入了无法脱身的困局:它所支持的是一个腐败的、专制的且根本没有什么领导力、更创建不了国家的盟友,不必说创建自由国家了。国民党军官贪污了美国提供的援助、中饱私囊,赚得盆满钵满,却让手下的士兵忍饥挨饿、缺枪少弹。”

没有美国飞机的支持,小米还不够吃,倒是能抗击着70%的日军、95%的伪军——不但没有死绝,而且根据地还在扩大,女人还在生孩子,这个奇迹是如何造成的呢?

毛泽东说:是因为有了人民,因为有了中国人民的支援,是因为共产党和人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与老百姓有难同当。

为此,他讲了这样一句著名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三、“人民”是什么?

美国并没有支援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的地盘却越打越多?共产党没有飞机,他们为什么能抗击这么多的日本军队?共产党能够做到的,蒋介石和国民党为什么根本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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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交的《论联合政府》报告(资料图片)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回答了史迪威上述问题。

毛泽东说:这就是因为共产党领导了一支人民的军队,而这个军队进行着人民战争,这个军队的性质,与世界上一切军队的性质都不同。

共产党只有91万军队,但同时有220万民兵,共产党军队的数量不多,但民兵的数量,则是二战期间各国中最多的。军队与民兵配合作战,在二战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是这样做的,这就是人民战争的一个基本特点。

什么是“人民军队”?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高度团结。二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善于游击战,也善于运动战。而这种战略战术,在抗日战争中最为有效。三是,军队的政治工作。因为战争就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四是,一边战斗,一边生产,改善部队生活,减轻人民负担。

这些特点,是自工农红军创建以来,为毛泽东反复强调的。

上述之外,关于人民军队最根本的性质,毛泽东说了这样著名的话: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其实,不仅是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即便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他们也都不明白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究竟是指什么。在他们看来,军队就是军队、人民就是人民,正如政府就是政府、群众就是群众,而红军就是红军、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这之间应该是一清二楚的。

也正是在这种观点支配下,共产国际的左倾分子们,便把中国红军理解为一支纯粹的军队,其目标自然就是攻打大城市;而共产国际的右倾分子,则以为中国红军不过就是些伪装成军队的农民,不能打正规的战争,甚至根本就不配叫作军队,更不配叫作红军。

既然中国的红军,根本就不是苏联那种意义上的红军,何况红军既然已经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那就等于是政府的正规军,就应该听蒋介石的号令,而不能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听人民的号令”。

中国的“人民军队”,不是蒋军,不是美军,也不是苏联红军。如果我们不读《论联合政府》,就不会知道“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是什么,甚至就不懂得——“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光荣的称号,究竟是怎么来的。

“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东西,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东西。

毛泽东说,有了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有了人民战争,而有了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这就决定了,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建立的,只能是人民政权。

毛泽东所说的“联合政府”,其实就是指人民政权。

这样的人民政权,又是怎样构成的呢?

毛泽东说,这个政权,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是由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团结构成的,少数民族并不是蒋介石所谓汉族的“宗族”,因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这个政权是人民的。

而关键在于,“人民”是什么?有人这样说:人民不过是个空洞抽象的名词,其内涵无限大,以至于谁也搞不清楚“人民”具体是指什么。还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讲的是“阶级”,毛泽东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岂不是以“人民”代替了“阶级”?

毛泽东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民,就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指这四个阶级构成的统一战线,这四个阶级的“共和”与联合,就形成了中国人民。

什么叫“联合政府”?共产党人主张的“联合政府”,就是指这四个阶级联合的政权。

工农联盟,乃是这个政权的基础。毛泽东指出,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

“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

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就是显著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

而要使这四个阶级比较好地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调节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使他们之间搞好团结。这就既要巩固工农的地位,同时,也必须保证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毛泽东指出:当前,团结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则尤为重要,这也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毛泽东说: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什么是中华,什么是人民,什么是共和——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一一作了创造性的回答,毛泽东就这样为“新中国”勾勒出了清晰的蓝图——虽然,他当时还没有明确指出,这个新中国,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这样的人民政权,是与蒋介石现政权完全对立的。毛泽东说,这是因为蒋介石的政权,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大官僚独占的政权,里面没有工农的丝毫地位。

这样的人民政权,是美国的统治者不愿看到的,因为美国统治者打交道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大官僚,如果没有了这四种人,美国人在中国说话就不顶用了。

毛泽东还说,中国的“人民政权”,与苏联也不同。据说现在苏联只有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共产党来领导,但中国的情况不同,新中国的政权,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是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协商执政。中国的“人民政权”不是苏维埃。

如果说,苏联共产党知道有“联合政府”这样的说法,那提倡这种说法的人,恰恰是斯大林的对头托洛茨基。中国的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主张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中共的任务就是去建立宪政,在资产阶级民主法治的原则下,与资产阶级进行“合法斗争”——即为民主和法治进行斗争。可惜的是,追随托洛茨基的陈独秀等人,恰是因为这种所谓的“合法斗争”,而被蒋介石统统抓进了监狱。

著名的托派郑超麟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在大革命失败后,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都没有想到中国会有所谓“红军”的存在。中国工农红军这种提法,正如“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一样,纯粹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独自的发明。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毛泽东很快就会根据“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宗旨,干脆给了这支军队一个自己的名字、一个光荣的名字——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样的新中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新中国,必将在人民的奋斗中诞生。

苏联对于中国革命道路了解不多,他们甚至认为,抗战期间,共产党的根据地只有一个,那就是延安。

于是,《论联合政府》里如下的话,其实就是说给苏联和斯大林听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现在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在这个广大的解放区内,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人口一百五十万,是十九个解放区中的一个;而且除了浙东、琼崖两区之外,按其人口说来,它是一个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这种情形,以为所谓中国解放区,主要就是陕甘宁边区。这是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造成的一个误会。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

可惜,毛泽东的这些话——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政府,斯大林和美国人似乎都没有听到,或者说,他们听到了,但根本就没有相信,更没有理解。否则就不能解释:以罗斯福和斯大林之精明,他们怎么会押错了宝,一意孤行,把赌注全压在了蒋介石政权身上。

只有搞清楚人民是什么,才能明白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人民政权是什么。搞清楚“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政权”,“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怎么来的,就需要重读《论联合政府》——如此才是“不忘初心”。

毛泽东后来说过:“学习历史主要是学习近代史,否则一亿年后怎么办?”

原文链接重读毛泽东:“赶考”(一)《中国青年杂志》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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